冠领律师代理北京怀柔工亡待遇纠纷案调解成功

山西忻州的一个村庄里，暮色渐渐笼罩。李桂兰老人又一次站在村口，目光望向远方蜿蜒的小路，仿佛还在期待着丈夫马余庆像往常一样，扛着工具包从工地下班归来。微风拂过她鬓角的白发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却吹不散她眼中的期盼与心底的悲怆。她知道，这样的期盼终究会落空，那个总是笑着和她说话的人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2024年2月，马余庆跟着同村人踏上了去北京的打工路。经人介绍，他入职了北京怀柔一家安保公司，随后被派到一所学校担任门卫。从此，学校门卫室成了他在北京的“临时小家”。折叠床、热水壶，还有墙上那张密密麻麻的值班表，见证着他每天24小时的坚守。每次给李桂兰打电话，他总是带着思念说起家里的琐事，电话这头的李桂兰，总是笑着应和，心里满是对丈夫的牵挂。

然而，平静的生活在6月29日的深夜被打破。学校值班老师颤抖的电话声传来：“马师傅在门卫室突然晕倒，正在抢救！”握着电话的李桂兰瞬间瘫坐在地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反应过来后，她急忙联系在太原打工的小儿子马小磊赶去北京。可马小磊连夜驱车，最终见到的，还是父亲冰冷的遗体。李桂兰得知消息后，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力气，整日沉浸在悲伤中，难以释怀。

马小磊安排两个姐姐回老家陪着母亲，他则停留在北京，决定为父亲讨个公道。他找到安保公司，要求工亡赔偿，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回应：“他是自己生病，和公司没关系。”当他索要劳动合同时，公司竟称“没存档”。就在马小磊一筹莫展时，老乡推荐他找到了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。接受律所指派的律师黄秀琴、李喜云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马小磊。

冠领律师了解案情后迅速行动。她们走访了马余庆的同事，收集到了值班表、工作记录等关键证据，这些都能证明马余庆与安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。然而，当她们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时，却因“证据不足”被不予受理。但律师们没有气馁，立刻转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庭审中，公司承认了马余庆的入职及派遣事实，却辩称“工作是倒班制，发病时处于休息时间”。冠领律师当庭出示了两组关键证据：门卫室的监控录像记录了马余庆发病前仍在工作的状态；同事的证言也证实“门卫室既是工作场所，也是临时休息的地方”。最终，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，双方达成协议，确认了马余庆与公司的劳动关系。

拿到民事调解书后，律师们马不停蹄，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计算工亡待遇，形成了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在内的详细赔偿清单，并向仲裁委提交了工亡待遇仲裁申请。

仲裁开庭前的协商阶段，公司代表以“赔偿金额过高”提出异议。冠领律师当场出具了马余庆母亲的赡养证明、配偶李桂兰的疾病诊断书，并结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释道：“工亡赔偿标准是由法定基数确定的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，再加上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，我们的主张有充分的法律依据。”经过多轮耐心的法律释明，公司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。

2025年4月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调解书，保安公司需在4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85万元工亡待遇。

马小磊收到银行转账信息时，律师正在认真整理结案材料。一周后的清晨，马小磊带着两座奖杯，走进了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。奖杯上通透的水晶凝成书册造型，两侧鎏金手掌如火焰般托举，书页间的烫金字体在晨光里流转。他心底对冠领律师的那份本真谢意，正透过水晶与鎏金交织的璀璨光影，在静默中缓缓诉说。（除冠领律师外，本文人物均为化名）

撰稿人：姚晓婷

审核主编：张冠彬